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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之基础，故必须大力发展。当然，这时期对农业的重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已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时代主题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所在。

于是，就有了徐世昌专门设立农业试验场。从国内和日本、美国调取各类麦种在奉天试验，从中挑出适应气候和产量高的在吉林、黑龙江广泛推广，当年就初见成效。三年后，东三省的粮食除自给外，还可向境外输出。徐世昌做的只是引进了部分两种，而其他诸如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开办近代大农场之类的工作随着徐世昌的调任而中止了。徐天宝接手奉天之后，立刻着手恢复这些工作。

徐天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奉天农林大学堂，该校由奉天省城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林业学堂合并组建，任命陈振光为校长，专门培养农业人才。

陈振光字铎土，广东新会外海东升街人。早年充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农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获农艺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参加学部留学毕业生的考试，成绩列优等的第一名，获赏给农科进士资格；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初九日廷试，授翰林院编修。宣统二年（1910年），捐纳为候补道，任奉天农事试验场监督兼高等农业学堂教习。

陈振光得到徐天宝的重用，被擢升为督学，虽然依旧是个比较清水的官职，但是好歹是实缺，况且陈振光也喜欢教书育人。后来，奉天农林大学堂改名为农林大学，为新中华培育了无数农业、林业人才，都是陈振光的功劳。

第二件事就是大力发展奉天的农牧渔蚕各业

首先是农业，话说自清咸丰十年（1861年）对盛京地方逐步实施开禁，此后，陆续实施的招民试垦、全境开禁等大规模放垦措施促进了开发，奉省耕地面积从咸丰元年（1851年）的1152万亩增至宣统二年（1910年）的68222万亩。清末，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奉省经奏准，在省城设立农务总会，各县设立农务分会，分别由劝业道颁发钤记。农务会在作物品种调剂、种子改良等方面作过一些尝试。当时，大豆、高粱、玉米是盛京地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农务会的推动下，稻米生产区域及规模有了显著增加，棉花生产则主要分布在辽西、辽南部分地区。当时，奉省生产的粮食、大豆除自食外，已有相当数量加工成烧酒、豆油等制品，或作为原粮销往关内、沿海及国外，仅绥中县每年输出粮食就达5万石，花生25万公斤，豆饼7万吨；铁岭每年输出豆饼40万石，高粱七八万石；其间，奉省出现了大量的新农田，同时，通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还建立了一批为农业服务的垦殖公司及科研机构。虽然其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质，但也孕育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就为徐天宝在此基础上发展近代大农庄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牧业方面，清代设有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牧牛羊营等，但乾隆朝后牧政渐废。同治初年，盘蛇驿牧场请准开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彰武牧放官牛羊场请准开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凌河牧场实行拓垦，放养的8400余匹群马屡被沙俄军队挑取，所剩无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镇安县（今黑山县）以66万亩地设立公司专为牧养，两年后成立奉天官牧厂，并设6处分场。奉省牧业除早期为“三陵”提供祭品和大宗军用牛、马役力外，也有牛、羊、猪供食用及皮毛、骨类加工业。清末已有日商在奉天、安东设立肉类罐头加工厂。至清末，奉省牧业仅限于蒙旗辖境内的牧民及其牛、马、羊群，官牧场已较少。

但是这难不倒徐天宝，他与昭乌达盟的关系很好，蒙古草原上有的是牛羊马匹，只需要从尼玛或者金喜通、巴特尔那里采购就是。在采购大量牛羊牲畜的同时，徐天宝还内蒙古一带引种牧草之王——紫花苜蓿，为未来的军马场和畜牧场提供优质牧草。

渔业方面，奉天地区早在明代就有黄、渤两大海域渔场，清代盛京渔业除海产外，尚有为“三陵”提供祭品渔泊十余处。盛京内务府设网户，以旗人充当渔差，由千总分段管理。平民捕鱼需交纳河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官股出资奉银05万元、商股筹资奉银3万元，在营口成立奉天渔业有限公司，1908年时奉天省成立渔业总局，公司改为商办，共集资奉银30万元购渔船、运输船、机网、电器等，并拟筹设销售、渔船制造及建设学校，使近代渔业在奉省有所发展。总局之下设盖复、海营、凤安、锦州、庄河分局，以加强地方渔业行政管理。

在此基础上，徐天宝以天津的造船厂为依托，以极低的价格向奉天的商办渔业公司和渔民出售大型的渔船。并从天津、上海的水产讲习所里，聘请受过专门教育的水产人才出任奉天渔业总局的官职。于是，奉天渔业总局的主要职责依然是征收渔业税，但是更多地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