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节（2 / 5）

套的炼油厂建设好了，再换成柴油拖拉机。

这台轰轰发出噪音的大家伙刚出现在田间的时候，不光周围的农民吓了一跳，就是垦殖公司的工人也吃惊不已。

垦殖公司的经理名叫姚广森，他曾到美国留学学习农业技术，他搓着手说道：“原先栽种的棉花品种纤维短，品质差，不能适应机器纺织的需要。现在我们该种了美国棉花，棉絮长、产量高，适应了机器纺织的质量要求。”

“粮食方面的？”徐天宝问道

姚广森说道：“我们聘请了美国爱荷华农业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原颂周负责水稻和小麦的育种工作，这个年轻人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干劲儿十足，我看~能行。”原颂周是广东番禹县人。1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农业大学，中国近代运用遗传学原理开展水稻育种的首创者之一，早年撰写出版的《中国作物论》的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作物栽培生长发育的理论基础书籍。

徐天宝点了点头，说道：“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留住，可不能让他累坏了，多给他派几个帮手。”看着田间地头到处忙碌的工人，徐天宝似乎已经看到了秋天如大海般辽阔的金黄色麦浪

179收复开平

这时，橡胶股这场亡国股灾的后续效应开始展现。

话说川汉铁路公司的管事名叫施典章，四川泸州人，曾任广州知府，是个头脑灵活、见过世面的新派官僚。此人上任伊始，便提出一条妙计：从现存经费中拿出350万两进行证券投资，再用赢利建设铁路。施典章看中的，是当时一本万利的橡胶股票投资。嗅觉灵敏的施典章也找到这笔财路，把大量公款扔了进去。当然，他不仅直接买橡胶股，还向钱庄放贷，自己则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1910年夏，“橡胶泡沫”开始破灭，原先涨到近2000两/股的橡胶股跌到只剩个零头，卷入其中的中国钱庄、票号纷纷破产，上海当地政府存放在票号中的官银，投入救市的资金，也都打了水漂，川汉线的财政窟窿再也堵不住了，不但橡胶股票投资泡汤，那些扔进钱庄的高利贷资本，也因钱庄倒闭而打了水漂。

“橡胶股灾”令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交通银行创始人李经楚、铁路局长梁士诒下台，1911年，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获得全国铁路的操盘权。出于“橡胶股灾”后的财政压力、整顿路权的现实需要，也出于进一步打击政敌、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向摄政王载沣提出，铁路商办是清谈误国，照此办理再过30年也修不成铁路，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府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日投入使用。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贬斥汉族督抚，利权收归满人和皇族为主的中枢，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他即刻批示“不为无见”。

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宣布“干路商办”、“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并规定责成邮传部和度支部制订国有化细则。11天后，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条约，规定清廷借款1000万英镑，年息5厘，以四省厘金520万两为抵押，修建粤汉铁路，规定“铁路3年完成，贷款40年还清”。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与赵尔巽的怀柔不同，曾任川滇边务大臣，现任四川总督、同时也是他亲弟弟的赵尔丰可没这么好脾气，后者以滥杀著称，人称“赵屠夫”，面对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赵尔丰大发雷霆，一腔怒火撒向担任谘议局正副议长同时也是保路运动实际领导人的蒲殿俊和罗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快，四川人民的斗争由集会抗议演变成罢工、罢市，最后变成武装起义。

而徐天宝此刻正专心致志地在天津与周学熙一起做着收复开平煤矿的最后努力。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收复开平煤矿之战变成了关乎整个民族尊严的大事。天津街头巷尾每日的谈资也增添了新的话题，买报报童如果想要卖得好一点，只需喊一声：“卖报、卖报！开滦大战正酣，煤价再次下跌！”立马就有不少人掏钱来买，仿佛事件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民族感情的问题。

在这种鼓动、怂恿的气氛中，南方实业界领袖张健单方面宣布向滦州煤矿注资一百万两，用于弥补近段时间以来的价格战损失。而周学熙立刻宣布将煤价再次下调三成。

面对滦州煤矿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平煤矿不敢再削价迎战，只好采取减产、降低工资、裁员的手段来减少损失。不过被裁员的工人亦不愁去处，从开平矿区往外走不出五里地，就是开滦的地盘。周学熙来者不拒，将这些前来投奔的工人悉数安置在滦州煤矿中，并且加班加点地开动机器生产。

除了正面强攻之外，徐天宝和周学熙还从让曾经在开平煤矿当过销售经理的刘鸿生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