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节（3 / 4）

入的，请你们将这些钱全部存入天津汇丰银行。”

熊希龄笑着答道：“对不起，我没有接到我们大都督关于交割税款的任何命令。”

安格联说道：“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南方所谓革命军政府，都已经与我完成了交割手续，现在就剩你们了。我国政府对徐都督擅自截留应该支付给我国的赔款一事表示很不满意，这将对我国承认你们的政权为交战团体很不利。”

熊希龄又笑了，说道：“第一，我们既然革命了，贵国与满清朝廷达成的协议，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第二，我们与南方革命党不是一路人，我们不收南京临时政府管辖，与各地军政府也没有隶属关系，所以贵方与他们达成的协议一样对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

帝国主义者从滦州的“兵变”中敏锐地感到清朝统治中心附近局势不稳，便立即采取了维护其条约特权的措施，是所谓保护措施就是从北京到海口的交通驻扎军队，帝国主义列强急切准备对京津铁路实行警戒，直接起因虽是滦州事件，但也与天津革命危机的加剧有密切关系。到12月中旬为止，英、法、日、德、俄、奥各国在天津驻军总数已达四千五百多名，另外分驻在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各地的约三百七十名。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驻军的作用既在于维护帝国主义者的既得权益，又在于防范中国革命在这一带扩大。

随后，夺取中国的关税是帝国主义乘中国革命之机扩充利权的又一重要事件，这件事是以海关总税务司夺取关税的统辖权而实现的。辛亥革命初起时，武汉革命当局没有马上过问当地海关的事。革命政权第一个接触海关问题并与海关当局发生交锋的是湖南军政府。10月22日长沙发生革命。湖南军政府一建立，即以湘军都督名义照会长沙关英籍税务司伟克非，宣布要接管海关及邮政局（当时邮政局附属于海关管理）。伟克非一面表示拒绝，一面向驻在北京的英籍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请示办法。安格联已经在筹划海关应付革命的对策，15日他已指示江汉关税务司不要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

伟克非根据安格联的指示，与湖南军政府展开交涉。军政府这时提出将关税收入存贮于政府的大汉银行，暂时冻结，军政府及税务司都不动用。这已经从原来要接管海关的立场向后退了一步，但伟克非仍不接受。他在翟比南的支持及从旁配合下，向革命当局步步进逼。他声称革命政府的银行“靠不住”，军政府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他暗示，如不听他的话，海关工作人员将实行集体罢工。这期间，帝国主义各国的炮舰不断在长沙江面出现，实际上起了对军政府进行恫吓的作用。处此情况下，湖南军政府在11月初的短短几天内节节退让：第一步，同意税款存贮于英国汇丰银行；第二步，同意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存贮；第三步，同意在总税务司不“擅行支取”的条件下，自己也不去动用。这就是说，它放弃了自己控制和使用长沙海关税收之权，而把关税的保管权交给了总税务司；而且它还同意岳州（10月23日发生革命）海关的税收也照此处理。这样，长沙关就开了一个先例，这使安格联、朱尔典都非常满意，他们决定把这套办法推广到正在纷纷发生革命的其他通商口岸。帝国主义从夺取革命口岸的关税很快发展到把清朝统治各口的关税也一并夺去，清楚地说明它们维护及扩充其在华权益的范围并不以革命地区为限。

话说东北军夺取山海关之后，山海关成为完全独立经营的关内、外两段铁路的接轨站，并由东北军控制。按照最初京奉铁路的借款协定，此路各站的收入应该上缴汇丰银行设在天津的分理处，其中一部分偿还给英国，其余则要寄给北京政府。但徐天宝不管这些，既然革命了，京奉铁路关外段的收入都要直接寄汇到沈阳城内的东北银行，至于英国的抗议全然不予理会。按照徐天宝的说法：“抗议有用的话，还要军队干嘛？尼玛的抗议，抗你妹啊！”

这样，东北大都督府预期每年可增加收入500万美元。同时，徐天宝还发出指令，将在东北三省、热河所得的盐税、海关税和邮政收入全部直接上交给东北大都督府，此举虽然也受到北京政府和外国人的强烈反对，但每年900万元的盐税和每月70万两海关税还是不费什么劲就成为东北大都督府财政的一部分。

铁路、邮政、关税、盐税，白花花的银子统统进了徐天宝的腰包，这把英国人气的鼻子都歪了。这次，安格联又气势汹汹地带着各国领事前来交涉，熊希龄当头就给他碰了一鼻子的灰。

安格联看了看一旁的日本代表满铁公司的井口元太郎，轻轻咳嗽一声，示意该你说话了。井口元太郎清了清嗓子，说道：“大日本帝国有护卫”关外（指山海关到奉天）铁路之权，这是各国都承认的。如果贵军与清军交战，那么必使南满洲地区一时陷于混乱状态，为维护大日本帝国在该地区之权益，保全关外铁路免遭破坏，维持北京与该地区之交通运输，大日本帝国或将不得不增派若干军队前往该地，人数约在两个师团以上。”

熊希龄闻听此言，板起了面孔，郭松龄则笑道：“小日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