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节（4 / 5）

很呢！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一千多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明朝有极端的专制，只落得十七世纪的大乱，连一个‘分’字都够不上，只是‘瓦解’了。清朝承大乱之后，恩威并用，也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匪乱已四起了；鸦片之战以后，中央的纸老虎已戳穿了，故有十九世纪中叶的大乱。洪秀全的从党在十八个月之内，自广西直打到南京；全中国也几乎‘瓦解’了。后来平乱的人，不是中央的军队，都是起于保卫乡党的新军。我们看湘军的组织和长江水师的历史，可以想见当日的统一，实由于各省的自卫。长江水师与湘军的饷费，皆不出于中央。二十年的大乱之后，中国仍归于统一，然而皇室与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六十年来，中央的权限一天天的缩小，地方的自觉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军起，‘省的独立’逐成一件历史的事实。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我们的大总统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但我们从历史的事实上看起来，不能不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

“孙文这是被猪油蒙了心！”黄兴在北京拍案而起，“这是分裂，赤裸裸地分裂国家的行为。什么联省自治？根本就是想裂土封王嘛！”

徐天宝乘势说道：“想不到孙先生的权力欲这么强，他想当大总统，可以回来参加选举啊，何必用这种办法呢？”

黄兴愈加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喝道：“我要召开国民党理事会，我要提请开除孙文的国民党党籍，我们容不下一个叛国者。”

得到了黄兴的明确表态，徐天宝便下令宣传机器全面开动，反驳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将军阀割据合法的馊主意。

很快，《新中华》、《申报》各大报纸纷纷撰文反驳联省自治，曰中国当时的自治不同于美国立国时各州的自治。原因在于军阀各有各的武装，是一种武装割据。现在谈联省自治似乎认为最终的联是不证自明的，这怕是不符合实际，至少不符合中国历史此前的发展规律。远了不说，周亡而有战国，秦亡而有楚汉之争，汉、唐亡后长期分裂更是明显。也只有宋与明是被外族直接拿不而未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中即便是元，亡后也是几家立国交征，只不过时间短些罢了。清亡后何以能独善其身？天下一统乃是中国的大方向，当时各拥兵一方名为联省实为分裂的局面下，总是会有人站出来要做平天下重归一统的事的，只是此事做是哪一位都督罢了，不是他们也还会有别人。

随后，文章笔锋一转，介绍说美国的联邦自治，自从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以后，曾经历了中央权力不断加强的长期过程。开始的时候，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的十三个州各自为阵，的确相当松散，联邦不能征税，危机重重，所以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主张强有力联邦的势力占上风，开始逐步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国土的向西拓展，在十九世纪中叶从建国的十三个州扩张到三十几个州，是联邦国家之功，从而加强了联邦的权力；但是由于南北在奴隶制上的分歧，几乎导致联邦制的解体，是南北战争的结局大大加强了联邦制度。以后的历史仍然不断出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也造成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基本的解决方式总是继续加强中央的权力，使得联邦不仅仅介入社会、政治，也干预经济生活，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以“分权”概括的，包括了长期加强联邦权力的历史过程。“分权”不一定就代表民主，加强联邦的权力，并不代表专制集权。

文章再次批评孙文不求甚解，只知道一些美国联邦制的皮毛就拿回国来卖弄，实则是误国误民。其观点是从欧美的观念出发而头头是道，很少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甚至对于中国各个省份的军阀割据的问题，天真地以为各省的督军都参加了“联省自治”，“民主制度就成功了”。可是拥有地方大权的军阀们怎么会把权力交给老百姓，听任喋喋不休的议员摆布？因为没有结合现实的任何深入讨论，就鼓吹联邦制度可以立即实现，反而成为了军阀利用联省自治而行割据的工具，站到了法制与民主的反面。

最后，文章呼吁孙文早日迷途知返，切莫做了军阀的替罪羊。

310不得人心

话说孙文在南方当了中华联邦的大总统，以为得到了南方军阀的拥护，便打算挥师北上，一统中国，实现他心目中的革命目标。孙文预备在7月中旬召集各路督军齐聚广州开会，共商北伐大计。但是电报发出去之后，应者寥寥，各路军阀之所以支持所谓的联省自治，无非是想将自己军阀割据的事实合法